还原焦裕禄最后岁月:不肯用好药 最挂念兰考百姓
发布时间:2017-03-30 11:45:33 | 作者:信息员 | 文章来源:本站 |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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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河网
郑大一附院老专家回忆焦裕禄生命最后的53天,他在医院住普通病房,从不提自己身份,即使再疼也不愿麻烦别人打止疼针。
临终前,他仍惦记着兰考人民,家乡人去探望,他询问最多的是百姓冷暖他说:兰考就是家走得再远也要关心家里事当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退休后仍坚持在工作岗位,“焦书记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影响着我们”
    “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这句话,郑大一附院的老专家杨璧卿记了49年,当她劝已经病危的焦裕禄少些操劳时,焦裕禄这样回答。焦裕禄的最后时光,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前身)度过的,众多医护工作者见证了一名优秀党员干部的无私与坚强,见证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然是老百姓。
  省委书记郭庚茂在论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作为党的性质和宗旨集中体现的焦裕禄精神都会历久弥新。”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郑筱倩实习生王菁不搞特权住院期间,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份74岁的杨璧卿,是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的老主任,头发已经花白的她,仍清楚地记得49年前的一位病人——焦裕禄。记住这位病人,绝非因为他的身份与名声。
  那是1964年的春天,从河南医学院(郑州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的杨璧卿,分配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刚刚一年多。
  当时,她轮值在医院内西消化内科病区当住院医生,正是焦裕禄的管床大夫。
  她回忆,那时的治疗手段有限,经常有癌症患者不停呻吟,有人甚至忍受不了选择自杀。但有位病人,从来一声不吭,他就是焦裕禄。杨璧卿记得很清,焦裕禄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喜欢披着衣服,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
  焦裕禄来到医院就已确诊肝癌晚期并腹腔、全身皮肤结节转移,当时都下了病危通知书,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
  “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疼得满头大汗,可是他啥要求也不提,也从来不问自己的病情。”杨璧卿说,那时,她和同事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人真坚强。
  后来,听到来探视的人喊“焦书记”,杨璧卿们才知道焦裕禄的身份——考县县委书记。
  “现在有些县里来的干部,一来看病先自报家门,他们自己不说,跟班的也会过来交代。”杨璧卿说,他们戏称这些人为“VIP病人”。但焦裕禄自始至终也没有提起过他的职务。
  樊镜珍,时任内西消化内科病区护士长。她说,当时医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禄刚住院时却选择普通病房,后来医院为了照顾他,腾出一间抢救室,医护人员习惯称之为大隔音间。
  “就是门厚点,玻璃是双层玻璃,相对安静点。”杨璧卿说。
  杨璧卿记得,焦裕禄的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医生说用点营养药,他都不让用,说给更需要的病人。
  “医院那时也有营养餐,我们常说‘书记你报饭时报好点,增加点营养’,他还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饭面条。”杨璧卿说。
   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记录了一把藤椅。
  文中写道:“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个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郑大一附院消化内科的老教授刘国永,也见过一把这样的藤椅。
  “知道焦裕禄是县委书记后,医院的照顾就是在他病房里放了一个藤椅,高点,坐得能舒服一些。”杨璧卿说。
  刘国永说,因为疼痛,焦裕禄经常用右手紧紧按住肝部,胳膊肘则顶住藤椅扶手,没多久,藤椅的扶手也被顶个洞。强忍疼痛,也不愿打止疼针尽管如此痛苦,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只要见到医生、护士进门,焦裕禄总是尽量起身迎一下,对谁都没有一点架子。
  后来,杨璧卿和医护人员都养成习惯,一进焦裕禄的病房,赶紧先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别动”,然后快步走到他身边。
  “可是他不起身也要欠一下身。”杨璧卿说,这种尊重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想起来还想流泪。
  当时焦裕禄的主管大夫郭蓬芝今年已经82岁,她回忆说:“肝癌痛是持续的,我们有时看焦书记疼得厉害,就说给你打针止疼针吧,可他每次都拒绝,说实在忍不住再说。”
  郭蓬芝说:“他那是怕给别人找麻烦。”
  樊镜珍回忆,她曾发现焦裕禄的胳膊上有几处灼伤,问了他爱人,才知道他是为了止痛,用热烟嘴烙的。
  牵挂兰考家乡的人来探望,焦裕禄总会询问百姓冷暖杨璧卿说,即使那么痛苦,焦书记也没有悲观和丧失意志。
  杨璧卿查房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只要兰考县一来人,焦裕禄就会尽量起身迎到门口,拉着对方的手,说赶紧坐赶紧坐,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
  谈话从来不涉及病情,杨璧卿听到最多的就是泡桐树。
  “那时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怎么样,种了多少面积了。”杨璧卿说。
  另外焦裕禄最关切的就是老百姓。他常常不停地问,谁家的房子是危房,帮人家加固没有?贫困户有没有救助啊?
  不在北京住院,只为离“家”近一些私下里,杨璧卿曾劝焦裕禄:“焦书记,看你体力这么不好,以后能少来点人探望不?”
  焦裕禄的回答让杨璧卿至今难忘,他说:“杨大夫,你不知道,兰考就是我的家啊,一个人在外地即使走得再远,你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樊镜珍记得,焦裕禄第一次在他们病区住了三天后,被送到北京会诊,三天后,焦裕禄又回到了他们病区。焦裕禄跟杨璧卿解释说,北京离家太远了,不方便。
  “他还是操着家乡的心啊!”杨璧卿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只考虑工作,不考虑个人安危。
    临终时刻他为兰考人民的幸福
  樊镜珍记得,从北京回来后,焦书记更虚弱了。白天黑夜,他都只能半坐着。因为皮肤到处转移的结节,只要碰了就疼得要命。
  来探视的家乡人常常给樊镜珍讲焦裕禄在兰考的事。樊镜珍这才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走遍了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他带领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前行的时候,却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入院时,医生发现焦裕禄已经错过了手术机会,如果早点手术,多活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1964年5月中旬,焦裕禄开始持续昏迷。5月14日,他彻底闭上了眼睛,终年42岁。
  樊镜珍回忆,焦裕禄去世后,病房里一片痛哭声,作为焦裕禄的特护,她忍着悲痛,为焦裕禄擦洗了身子、换了衣服。
  “焦书记已经瘦得不成形,身上到处是癌症转移点,他的最后时刻,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樊镜珍说。
  从当年3月23日焦裕禄被兰考县委“强制”入院到离世,只有53天时间。
  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杨璧卿说,焦书记其实创造了一个奇迹。
  “肝癌患者如果不治疗,自然生存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年。”杨璧卿说,但当时入院时,焦书记出现肝痛至少已有半年。
精神影响
  焦裕禄精神成医院发展明灯
  杨璧卿是民盟成员,但对于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员,她打心眼里敬佩,如今已经退休14年的她,仍返聘在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一周工作六天;郭蓬芝也是在80岁时才离开工作岗位;8月22日是刘国永74岁生日,这天他守在诊室,上午不到10点,他的号已经挂到了28号;79岁的樊镜珍是河南胃镜操作的开拓者,1991退休后,仍坚持到各个地市去授课,培训基层医生。
  “这么多年,焦书记坚韧不拔、一心为民的精神始终影响着我们。”杨璧卿说。
  郑大一附院急诊中心总护士长王秀玲说,这些老专家就是医院的宝,他们经常聚到一起,为医院的年轻人讲述焦裕禄的最后时刻。
  焦裕禄住过的老5号病房楼已经拆除,如今的郑大一附院已成为河南规模最大、医学专业最齐全、设备最好的医院。郑大一附院院长阚全程说,无论什么时候,焦裕禄精神都是指引医院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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